你是否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场景：看到一幅古画，一时不知道从哪看起；故宫排队几小时终于看到了北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却不知道它画的是哪里；看到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合璧的消息，可并不知道它是怎么被割裂开的……拭去历史岁月的尘埃，感受华夏艺术的真实与美。故宫博物院鉴画专家余辉先生就把这些古画中的秘密一点点解析给你听。
余辉在故宫博物院鉴画30余年，历任书画部主任、研究室主任。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他利用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建立起一套鉴定早起绘画的基本方法，用逻辑推理的手段解析古画中的图像，探知画史学真相。近日，余辉从三十余年的“看画”成果中选取了十个专题，成书《了不起的中国画：清宫旧藏追踪录》，借新书出版之机，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了余辉，他用平实活泼的语言，将传世名画中的谜团抽丝剥茧，讲给读者听。
余辉王位继承、谍战、寓意……画里的秘密千千万中国画从来不只有艺术欣赏功能，其中暗藏了许多复杂的机密。比如五代南唐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卷就大有深意，这幅画记录了南唐王位继承顺序的安排，但其中又隐藏着新的杀机，结果还被北宋朝廷所利用。
《重屏会棋图》卷绢本淡设色，纵40.3厘米、横70.5厘米。画面上四名男子于屏风前围坐下棋，由于画中屏风中又画一山水屏风，故得名《重屏会棋图》。画中的主人是南唐中主李璟，即胡须最长者，他与另三人分坐在两张榻上。古代把同排坐在左边的位置视为主位，以李璟的方位来确定，中主李璟居左，二弟景遂居右。前一排的左边是三弟景达、右边是四弟景逿，即分别排位为第三和第四。
《重屏会棋图》卷中的座位及棋局都大有深意余辉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这个顺序与李璟宣布的李家王朝‘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顺序是完全一致的。所谓‘兄终弟及’，就是指中主死后由几个弟弟依照年龄逐一继位，而不是由李璟的儿子继位。这幅图标志着李家王朝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为：李璟→景遂→景达→景逿。”李中主将王位继承顺序通过画来告白于众，是因为在南唐周边的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弑父弑兄的血光事件。由于李璟的儿子们年龄尚小，几个弟弟的实力却不断增强，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李璟设计了这个王位继承顺序。
“这幅画卷在当时不是秘密，只是过了一千多年，后人很难看出这一政治寓意。突破口除了四个人的座位排位，还有就是棋盘的落子。只要有一些围棋常识，就知道这个不是棋局。”余辉怀疑画中的棋盘很像一幅天象图，“我经过多方请教了围棋高手和懂星象的朋友，四弟景逿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枚黑子，两个手指正伸向六星之首，刨去占位的黑子，这正是地地道道的北斗七星。七星在围绕北极星这颗‘帝星’运转，表示他都遵循到底。画中的李璟手执记谱册，看得出，他对这个‘棋局’的发展是满意的，他要将这个布局记录下来。这个细节不会是周文矩设计的，从人物的座次到棋子的位置，必定是内廷有所嘱托。虽然最终这项计划还是宣告破产，景遂被李璟子弘翼毒杀，最后李煜登上了皇位，这是后话。”
五代南唐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如今我们能看到的《重屏会棋图》卷其实并非周文矩真迹，而是北宋的摹本。那么北宋为何摹绘这幅作品呢？余辉介绍，是因为这张图的政治意味被宋太宗赵光义发现，命宫廷画家摹绘了原作——因为他急需一个前人的“案例”，来证明自己继兄长之位的正统性。“南唐亡于宋太祖赵国胤之手，但赵国胤后来的死亡很蹊跷，史料记载赵国胤和赵光义兄弟俩喝酒喝到大半夜、还有人听到屋里传出太祖的说话声‘好做，好做’，结果第二天就驾崩了。因此，就有了‘斧声烛影’的传闻，是太宗谋杀了太祖。赵光义有‘旗圣’之誉，还曾写过《太宗棋图》，他是一下子就能读懂这幅画的政治含意的。”求真聆听历史的呼吸声
常有人说，欣赏画的艺术性就好了，何必追求所谓的真相？余辉则说，“真”是所有艺术的第一步。“以《重屏会棋图》卷为例，我相信下一次读者再见到这幅画的时候，就不会轻飘飘地说‘噢，他们在下棋’。历史穿透了这幅画，一切都将变得凝重起来。只有真正弄清古代画家的创作意图，才会加深对该作品的本质认识。也许那里深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情感世界，或触目惊心的政治事件，或文人与社会、文人与文人之间的种种纠结，还有诸多的历史隐秘等。反之，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完整掌握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本质内涵。”
人们常言“真、善、美”，余辉强调，所有对“美”的欣赏都建立在“真”之上。“当我们听到悦耳的鸟鸣时，如果能了解是什么鸟发出的声音、它们有什么习性，那么再次听见时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审美体验。我们学者要做的，就是通过研究，把背后的真相展现给大众。”
三十年前，即将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余辉，跟随导师去拜见徐悲鸿的弟子杨健侯老先生。杨健侯老先生叮嘱后辈不要成为画匠，余辉立即请教，画家与画匠的根本区别在哪里？老先生沉思了一下，说“在于懂不懂艺术史”。
杨老先生对于艺术史的重视让余辉一头扎进了古代绘画史。年，余辉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师从薄松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余辉对《故宫博物院藏画集》中五代（一作辽代）胡瓌的《卓歇图》卷产生了疑问，该画真是胡瓌画的吗？画中的人物到底是哪个少数民族？他们生活在哪一个朝代？之后在他的毕业论文《金代人马画初探》中，他借鉴民族学研究方法，将《卓歇图》卷、《射骑图》页等辽画考证为金代绘画，这一结论也得到启功先生的肯定。
余辉的这项研究为民族史学者研究北方诸少数民族的融合历程提供了图像资料，此后，这种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破解古代番骑类绘画的研究角度，也受到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学者的